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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年4月24星期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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归来何处?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——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中“家”的新考

□ 作者 王中华

陶渊明辞彭泽令时所撰《归去来兮辞》并序,向为千古名篇。关于序中“彭泽去家百里”的“家”究竟在何处,学界历来众说纷纭。笔者作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,通过文本细读与历史地理的双重考辨,认为陶渊明当时之“家”不在寻常认定的九江柴桑,而在今安徽省望江县华阳镇陶寓村一带。以下试从三个维度加以论证。

一、“彭泽去家百里”的距离考辨

《归去来兮辞》序文言:“彭泽去家百里,公田之利,足以为酒,故便求之。”此句是定位陶渊明家宅位置的关键坐标。

若按传统说法,陶渊明家在浔阳柴桑(今江西九江),则从柴桑至彭泽县治的直线距离仅约六七十里,与“百里”之说存在明显出入。两地相距过近,陶渊明似无必要专门强调“百里”之距作为出仕的理由。反之,若其家位于长江北岸的今望江县华阳镇一带,则与彭泽县隔江相望,陆路加水路行程恰合百里之数。望江陶寓村一带古属雷岸,与彭泽隔江相对,江面在此处因马当矶而收窄,两岸往来便捷却需舟楫之劳,这与“百里”的描述更为吻合。况且东晋时现望江县治为“大雷戍”,即鲍照《登大雷岸与妹书》所载之地。此地虽为前线,但因大江阻隔,相对安定,符合陶渊明“于时风波未尽,心惮远役”的心理诉求。

陶渊明特意提及“百里”之距,意在说明离家不远、便于兼顾,这恰恰反映出其家应在江北望江一带,而非同在江南岸的柴桑。

二、“程氏妹丧于武昌”的文本互证

《归去来兮辞》序文言“寻程氏妹丧于武昌,情在骏奔,自免去职”。历来注家多将“武昌”释为今湖北鄂州(古武昌)。然而,若陶渊明家在江北望江,则望江至湖北鄂州相距三百余里,溯江急奔亦需数日,与“情在骏奔”所隐含的“距离不甚遥远、可速往速返”的语境似有出入。更为关键的是,望江县境内自古便有“武昌”之地名——即今望江县境内的武昌湖及其周边的武昌乡、武昌庙。武昌湖距华阳镇陶寓村仅数十里,驱舟或步行皆可半日而至。这一地理事实,为重新解读“程氏妹丧于武昌”提供了全新视角。

若陶渊明家居望江陶寓村,其妹程氏居于同县的武昌湖畔,则“武昌”正在家宅附近。程氏妹丧,陶渊明在彭泽县令任上闻讯后,“情在骏奔”便有了最合理的地理基础——距离不远,故可闻讯即行、片刻不误;亲妹在侧,故情急奔丧、义不容辞。而“自免去职”之举,并非因路途遥远不得不辞官,而是借奔丧之机,彻底割舍自己本不愿久居的官场,实现“归去来兮”的人生转向。

若将“武昌”释为湖北鄂州,则至少存在两处疑点。一是距离不符“骏奔”之速。彭泽至湖北鄂州三百余里,即便顺水行舟,往返亦需多日。陶渊明任彭泽令仅八十余日,若奔丧需长途跋涉,辞官固然合理,但序文并未强调路途之遥,反而以“百里”称离家之近,语气前后不够统一。二是与历史地理的割裂。陶渊明妹夫程氏为武昌人,此“武昌”完全可以是望江县武昌湖一带的程氏聚落——虽历经近两千年变迁,此地依然有程氏家族。古时地名多有同名现象,望江武昌湖之名由来已久,并非后世附会。将“武昌”释为本地地名,比释为千里之外的湖北武昌更符合文本的情理。

因此,“程氏妹丧于武昌”之“武昌”,当指望江县境内的武昌湖地区。陶渊明家在望江陶寓村,妹家在武昌湖畔,官所在江对岸彭泽县——三者均在方圆百里之内,彼此呼应,无一处龃龉。这一解读,使序文中两个地理信息形成了完整闭环。若采纳“武昌为湖北鄂州”的传统说法,则面临一个无法解释的矛盾:陶渊明明确写出了“去家百里”这个精确距离,却对“武昌”这个更远的地名不注距离、不加说明——这不符合古人行文的习惯,更不符合陶渊明作为文学家的严谨。

三、“陶寓”地名与地方传说的文化印证

望江县华阳镇陶寓村之名,本身便蕴含着深厚的历史记忆。据地方史料记载,陶寓村原名“桃花滩”,晋代此处位于古雷池大雷口江畔,是一片约三千亩的半月形沙滩地,“面临长江、背倚金盆、岸边烟柳拂水、滩上桃花成林,大有世外桃源之意境”。

地方相传,陶渊明任彭泽县令期间,曾渡江至此赏桃花并寄宿,后人为纪念他“不为五斗米折腰”的精神,将桃花滩改名为“陶寓滩”,沿用至今演变为陶寓村。笔者认为,此说虽未尽准确——“寓”字本有居住之意,若非真正隐居于此,仅凭一次驻足恐难令地名流传千年——但地名传说往往折射真实的历史记忆。世世代代“农人告余以春及”之农人,“悦亲戚之情话”之亲戚,口口相传,以至于今。更值得留意的是,有学者考证陶渊明《桃花源记》的创作灵感或来源于他在大雷岸(今望江华阳一带)的见闻,此说虽尚需进一步论证,但“陶寓”之名在望江的千年流传,结合前文两点的地理推证,已形成一条证据链:陶渊明家在望江——故彭泽去家恰合百里;家在江北——故奔丧需急行辞官;家近雷岸——故此地留有陶寓之名。三者相互印证,不宜以“附会”轻易否定。

综上所论,从《归去来兮辞》序文中“去家百里”的距离记载,到“奔妹丧于武昌”的地理动因,再到望江陶寓村的地名遗存与地方传说,均可为陶渊明当时家居望江之说提供有力佐证。这一观点虽非学界主流,却有文本内在逻辑与历史地理的双重支撑。陶渊明辞官归隐之际,其扁舟所归、衡宇所望之处,或许正在长江北岸那片桃花盛开的大雷之滨——今日望江县华阳镇的陶寓村。归来何处?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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