腌菜时节

又到了腌制咸菜的时节，让我想起儿时乡村腌菜的情境了。小雪一过，村子便像被什么催促着似的，整个儿忙活起来了。这忙，是安安静静的，又是热热烈烈的。你看吧，田里的高杆白菜，早已褪尽了夏日那点子单薄的青绿，转成了敦敦实实的、玉石一般的颜色。叶子是肥腴的，杆子高高的挺立着，像一个个傲慢又自豪的贵妇人，它们懒懒地伸着腰，显出几分雍容的、心满意足的姿态。

那时生产队天黑才收工，等吃过晚饭已经七八点钟了，而全家人在煤油灯下又开始忙乎了起来，我家的院子里，头两天就拾掇得利利索索。那口半人高的大水缸，被父亲从厢房挪到院子中央，里里外外刷洗得见了陶坯的本色，然后搬到厨房墙角。母亲则领着我和姐姐们，将晾晒了一两日、略略失了水气的白菜，一棵棵抱到院里来，放在厨房门口。那菜是凉的，贴着臂弯，有一种清冽的、带着泥土气的香。

真正的活计，是从切菜开始的。母亲坐在一张小凳上，面前放一块阔大的砧板。她不用我们帮忙，说我们毛手毛脚，切不出匀称的菜条。只见她左手扶住菜，右手握着一把厚背的菜刀，“咚、咚、咚”，声音是那样沉稳而富有节奏，像庙里老和尚敲的木鱼，一声声，都落在日子的筋节上。白菜的帮子，顺着纹理，被剖成两半，再麻利地切成小指粗细的条。她的身子微微地俯着，额前一缕头发垂下来，随着动作轻轻地颤动。我们便蹲在一旁，看着她那双因常年劳作而变得粗糙、关节也有些粗大的手，灵巧地在菜叶与刀锋间翻飞。那切好的菜，白是白，绿是绿，齐齐整整地堆在旁边的竹匾里，越堆越高，像一座小小的、清香的山丘。

菜切好了，便要下缸。这是顶要紧的一步，也是我们小孩子最觉有趣的时候（那时孩子们晚上是没有家庭作业的，也没有电视和手机看）。母亲先在缸底薄薄地撒一层大粒的粗盐，然后铺上一层菜，用手压实，再撒盐，再铺菜。她不许我们插手，只让我们帮着递菜。盐的分量，全在她手掂量之间，那是多少年传下来的经验，多一分则太咸，夺了菜的鲜；少一分则易腐，保不住那一冬的滋味。她的手在菜与盐之间忙碌着，那神情，是专注的，甚至可以说是虔诚的，仿佛不是在劳作，而是在完成一种古老的仪式。

铺满了缸，最后的重头戏便是“踩菜”了。这活计，向来是父亲的。他需得将裤脚挽得高高的，赤了脚，在母亲的再三催促下，才笑嘻嘻地站到缸沿上。他那双走惯了田埂的大脚，此刻却要像绣花一样，小心翼翼地在菜上踩踏。先是轻轻地，试探着，然后才一下一下，沉稳地用力。那“咕吱咕吱”的声音，是菜汁被挤压出来的欢唱，清脆而饱满。我们围着缸，仰着头看，觉得父亲像个得胜的将军。他一边踩，母亲一边在旁指挥：“这边，这边再踩两下”，“脚跟用力，对，对！”空气里，盐的咸，菜的清，混成一种咸香而又鲜活的、独属于冬天的气味，弥漫整个屋子。

一切停当，最后便搬来几块早已刷洗干净的大青石，重重地压在缸里的菜上。母亲望着那口沉静下来的缸，像望着一个被安抚好了的、即将沉睡的孩子，长长地舒一口气，用围裙擦着手，脸上是疲惫而又满足的、浅浅的笑意。

此后的许多天，那缸便静静地立在墙角，成了我们心里一桩共同的、甜蜜的惦念。我们总会忍不住跑过去，扒着缸沿看。起初是没什么动静的，日子久了，便能看见石头周围，渐渐渗出一圈浅浅的、黄绿的水渍。再过些时日，那腌菜的酸香，便一日浓似一日地，从缸盖的缝隙里丝丝缕缕地逸出来，勾得人肚里的馋虫蠢蠢欲动。

终于到了开缸的日子。母亲揭开盖子的一瞬，那股积蓄已久的、浓烈的酸香，便“轰”地一下炸开来，霸道地占领了整个院子。捞出来的酸菜，颜色变成了一种温润的、半透明的琥珀黄，拿在手里凉沁沁的。母亲切一小碗，淋几滴麻油，便是一道无上的美味。那滋味，是尖锐的酸，带着恰到好处的咸，在口中猛地一激，口水便不由自主地涌上来。嚼在嘴里，是爽脆的，“咯吱咯吱”地响，仿佛能把一个冬天昏沉的脾胃都唤醒过来。

整个漫长的冬天，我们的饭桌上便总少不了它。可以素炒，可以炖豆腐，若是奢侈些，切几丝肥瘦相间的肉末一同炒了，那油润润、酸汪汪的滋味，简直能让人扒下三大碗糙米饭。在那些物资匮乏的年月里，是这一缸缸的腌菜，填补了餐桌的单调，也喂饱了我们正在疯长的身体。

如今，我早已离开了那个小村，腌菜也成了超市里随手可得的商品。可那些和大人们一同在冬日煤油灯下忙碌的晚上，那空气里弥漫的辛辣的菜香，那踩菜时“咕吱咕吱”的声响，以及全家人围坐在昏黄灯下，就着一碟酸菜，吃着热腾腾饭菜的时光，却像那缸中的腌菜一样，被岁月的盐深深地渍着，不但没有褪色，反而愈发地清晰、醇厚起来。那是时间的味道，是土地的味道，更是母亲双手的味道，是再也回不去的、我全部童年的味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