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默认窗外的日光斜斜落进来，在地板上洇出块淡金的斑。老婆孩子在出租房里该是正忙的，我独个儿在自家空屋里转，书翻了两页就搁下，手机划得指尖发僵，索性拎了拖把拖地，给窗台上的绿萝浇了水 —— 可心里空落落的，怎么也填不满。
年轻时从老家蹚出来，转眼已是鬓角染霜，却仍在生活里晃荡。新疆到皖西南，几千公里的路，山是叠着的，水是绕着的，回趟望江的念头在心里盘了又盘，总被杂事撞得七零八落。人老了，心就脆，刚才望着窗台上那盆绿萝，眼泪忽然就涌了上来 —— 许是该写写老家了，写写那些在记忆里发着光的人和事。
雷池故地
我的老家望江县，是钉在皖西南边缘的一颗小星 —— 长江中下游的北岸，古雷池就卧在这儿，“不敢越雷池一步” 的典故，是打这儿生的。每次想起，胸口总悄悄胀起点骄傲：这方水土，原是藏着故事的。
它本就该是灵秀的。一面靠山，三面环水，“水乡泽国” 四个字担得稳稳的。春末看田埂上的紫云英漫成海，夏初听稻浪里的蛙鸣滚成团，秋深时稻穗垂得压弯了腰，冬天的雪落进麦田，软乎乎的像盖了层棉。从前日子苦，人靠稻子麦子活命，却总被水欺 —— 老辈人念 “望江望江，面对长江，大水一来，淹得精光”，念得牙酸。
后来就好了。改革开放的风也吹进了这方水泽，政府领着修堤，水患渐渐歇了。2022 年带妻儿回去，距上回已隔了二十多年，脚刚沾地就愣了：长江上架了大桥，白花花的桥身跨着水，像道飞虹；马路宽得能跑两辆车，从县城到安庆，一个钟头就到 —— 搁从前，是要坐着船或拖拉机，折腾大半天呢。
县城也认不出了。小时候觉得 “大得走不完” 的街，如今立着高楼，商铺的招牌亮得晃眼，人挤着人，闹哄哄的都是生气。连回家的路都迷了：后山父亲的坟，若不是姐夫和内弟开车领着，我怕是要在树林里绕半天。生我养我的地方，竟成了既熟悉又陌生的模样。可越这样，心里越念 —— 念那些不在眼前的人，念那些埋在时光里的日子。
奶奶：小脚与暖阳
父亲是从潜山县逃荒来的。爷爷走得早，刚解放那年就病没了，我没见过，只从父亲零碎的话里，拼出个 “苦” 字。记忆里跟我们过过一段的，是奶奶。
奶奶家的茅草房在我家屋后，几步路的距离，喊一声就能应。木门上有块焦黑的印，父亲说，是当年日本鬼子烧的 —— 那印子像块疤，趴在门上，也趴在奶奶的日子里。
最记挂的是奶奶的脚。是旧社会裹的小脚，我那时小，总蹲在她脚边看。她洗脚要先烧盆热水晾着，坐在小凳上，慢慢解脚上的白粗布。一层，又一层，布上的白屑簌簌往下掉，里头裹着的哪是脚？蜷成个肉球，趾头往脚背里勾，皮肉泛着不见天日的白，白得瘆人。“这就是三寸金莲？” 我心里嘀咕，却不敢问。她把脚泡进水里，慢慢掰开趾头，趾缝里是红的，像藏着没流出来的血。洗干净了，擦层粉，等脚干透了，再一层层把布裹回去 —— 大半天就这么耗着，我看着急，她却慢悠悠的，像是在跟什么较劲。
后来才知道，这是苦。缠足是旧时候的恶，为了合男人的眼，硬生生把骨头拗弯。孙中山废了这陋习，可奶奶的脚，早回不去了。她走路总拄着拐杖，没拐杖就扶着墙，一摇一晃的，像风中的芦苇。
那年盛夏，日头毒得能晒化地皮，知了在树上叫得人烦。我才几岁，赤着脚跳进渠沟玩水，脚底被玻璃碴划了道口子，血顺着脚缝往下滴，我咧着嘴哭，往家跑。爸妈在田里干活，是奶奶迎出来的。她一边用布给我裹伤口，一边数落：“野小子！该！” 语气凶，手却轻。后来上高中，右脚底长了肉刺，疼得走不了路，休学在家时才想起，许是那时留的根。
老家的医疗差，只能请 “赤脚医生”。方医生住得近，背着个红十字药箱，里头装着听诊器和药。他看我脚底的脓包，说要割。没麻药 —— 那时麻药是金贵东西，轮不到我们。几个大人按住我，他拿手术刀划下去时，我哭得能掀了屋顶，嘴里胡骂着，最后疼得快晕过去。后来走路久了，那地方总像要裂似的，可比起奶奶给我裹伤口时的手温，倒也不算什么了。
小学时的一天，有人跑到学校喊：“你奶奶快不行了，快回家！” 我懵懵懂懂跟着跑回家，奶奶躺在床上，眼闭着，气若游丝。我走到床边，她忽然睁开眼，一把攥住我的手，攥得紧。我吓得哇哇哭，没一会儿，她的手就松了。
第二天我就病了，发烧，昏昏沉沉。家里人说，是被奶奶 “惊” 着了。奶奶出殡那天，他们把我抬着，从灵柩上绕了一圈。奇了，第二天烧就退了，没吃药没打针。我到学校跟同学说，有人告到老师那，说我讲迷信。那时候风声紧，老师把我训了顿，我就把这事咽进了肚子。
如今奶奶早不在了，可她解裹脚布时的样子，攥着我手时的力气，还在心里晃。愿她在那边，脚能舒舒展展的，不用再裹着布了。
父母：岁月里的疼与愧
我们家原是九口人 —— 爸妈，我们姊妹七个。可母亲说，我上面原还有个哥哥，冬天里被被子捂没了，埋在屋后的小坡上，连张照片都没留。
总疑惑父亲怎么娶到母亲的。父亲是贫农家的娃，瘦，身高刚过一米七；母亲是地主家的女儿，一米六八的个子，站在那，比父亲还显挺拔。那会儿刚解放，成分是天，农民躲着地主走，我后来申请入团，还得写保证 “不跟外婆家来往”。可他们就成了家，生了我们七个。
父亲年轻时是生产队的会计，账算得清，大队里的机器坏了，他也能捣鼓好。有回他在大队部修机器，顺手给我做了辆带轮子的小车，木头削的，刷了点漆，我没等做好就天天去瞅，结果不知被谁拿了，心疼了好久。
他还唱过戏。有年大队部礼堂演《智取威虎山》，他扮杨子荣，穿件里子带毛的军大衣，戴顶毛边帽，手里甩着马鞭，踩着锣鼓点在台上走，英气得很。大伯家的大姐说，他总把我带在身边，有回我在舞台角落睡着了，口水淌在他的戏服上，他也不恼。后来我上学爱唱歌，许是他给的底子。
可父亲命苦。二十年前查出喉癌，手术后熬了几年，还是走了。他烟瘾大，一天一包，“大前门”“白板”，啥烟都抽。母亲跟他吵，他总说 “解乏”，戒不了。后来病发时，我在新疆喀什，接到消息就往回赶，等到了家，兄弟姊妹已把他接到江苏二妹家，要去南京看病。我托了同学，把他送进南京煤矿医院做了手术，医生说要化疗、复查，可我回了新疆，家里没人领他去，就这么拖着。
他走时，我没赶上。2002 年的事，刀郎那首第一场雪的歌还没出来。我从喀什坐火车到武汉，急着回家，在武汉花八百块钱包了辆出租车，说好连夜送我回安徽望江。可刚过武汉长江大桥，司机就把我转给一个大货车司机，说 “他送你到安徽”。我不情愿，可他带了两个壮汉，我只能认了。后来问货车司机，才知对方只给了几十块 —— 那时候八百块，够家里过好一阵子了。
半夜，货车司机把我扔在望江境内的高速上。四周黑黢黢的，路两边是树林，风一吹，叶子沙沙响，像有人走动。手机没电了，我摸着黑往前走，心里发慌，又念着父亲，一遍遍想 “大大（老家称父亲的土话），等我”。走了不知多久，见着个加油站，才敢停下来，蹲在屋檐下等天亮。
到家时，母亲红着眼说：“你大大临走前一直睁着眼，等你。我看他熬得苦，说‘撑不住就走吧’，他才闭了眼。” 我望着父亲的遗像，眼泪止不住地流 —— 他是不是有话跟我说？是不是怪我没早点回？子欲养而亲不待，原来不是句空话，是剜心的疼。
父亲走后，母亲一个人守着老房子。那是父亲在世时盖的两层小楼，如今漏雨了，墙皮掉了，母亲一个人爬梯子修，摔倒了也没人扶，只能喊隔壁邻居。后来我们商量，让弟弟把她接到江苏。
如今母亲八十六岁了，虚岁八十七。眼睛花了，耳朵背了，糖尿病、高血压跟着，身体一天比一天弱。可我总想起她年轻时的样子 —— 村里人都叫她 “四姐”，插秧割稻，挑水浇地，风里来雨里去，把七个儿女拉扯大。她那时腰杆直，说话响，谁能想到，如今会蜷在椅子上，说 “房子里有鬼” 呢？
去年姊妹们商量，每家轮着照顾一个月，远的出钱。从大姐开始，她身体不好，糖尿病比我重，可还是尽心。轮到大妹，她在上海，既不接老娘过去也不付钱，还把我们姊妹电话拉黑了。我看着弟弟发来的视频，母亲坐在椅子上，眼神空茫，心里又酸又涩 —— 这还是那个 “四姐” 吗？只盼老天多留她些日子，让我还有机会，多喊几声 “妈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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