漳湖旧事二则

双抢

再过五六天就立秋了。三十多年前的这个时候，我大概还跟在父母后面紧张地插着晚稻田。由于我家田地多劳动力少，所以每年“双抢”总是临近立秋才能结束。

“晚稻不过秋，过秋九不收。必须在立秋前把所有的田都插完。”父亲常常对我们说。每每忆及这句话，我眼前多半会闪现那片像变魔术一般由黄转绿的田野。

要抢种，先抢收。当梅雨季节进入尾声，一年一度的“双抢”就开始了。风吹稻浪，遍野金黄——记忆中，那片富有诗情画意的景观，像极了梵高画笔下的田野。于我而言，却无美感可言，甚至掺杂着几分惧怕。在炎炎烈日之下，这黄色的田野闪出太阳一样刺目的光芒，站在沉甸甸的稻穗面前，我流汗的身体总是忍不住地打寒战。

记不清我是几岁开始参加“双抢”的，印象中的“双抢”更多地停留在未成年人时期。每当季节进入一年中最热的光景，知了的叫声疲软乏力，暑假就开始了，接踵而来的便是“双抢”。暑假约等于“忙假”，它和“双抢”近乎无缝对接。那时候，农村孩子的暑假与“休假”无关，与“血与火”的“烤验”有关。

对于漳湖的孩子来说，“双抢”尤其令人瑟瑟发抖，因为漳湖田园广阔，包产到户之后，人口较多的家庭，田地面积都在二十亩以上，而且这些田地分散在不同的地方，最远的田地离家有好几里地，远到没时间回家吃饭，只能就地埋锅造饭。为了多产粮，几乎所有家庭都将大部分田地用于种植双季稻。更可怕的是，漳湖田园地势极低容易积水，如果是在雨水刚结束后收割，泥土还是烂的，脚容易陷进去；如果是涝灾过后，则要在没膝的水中“捞割”稻穗子了。

提前收拾好晒谷场，给脱粒机上好油，再将镰刀一一磨亮，父亲在一个清晨领着面色发黄的孩子们，来到自家田地。他弯下腰，割下第一棵稻穗，拉开了我们家的“双抢”序幕。

“双抢”启幕之后，村庄变得安静起来，喧闹声转移到了田野。刷刷刷的割稻声与嗡嗡嗡的机器脱粒声从各家各户的稻田传出，交织在一起，合奏成田园交响曲。在我童年时期，水稻脱粒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用最原始的摔打戽桶方式，直到小学高年级时，脱粒机才开始出现。印象中，脱粒比割稻子要舒服一点，因为脱粒可以站着进行，而且有荫棚遮阳。不过，这项工作不适合孩子，因为脱粒、灌装稻包、拖移脱粒机都需要一定的气力。所以，年龄小的孩子干得最多的活是捡葡子送给大人脱粒；年龄稍大一些的则是割稻子（俗称放葡子）。

弯腰割稻是我记忆中最痛苦的农活之一，因为劳动者不仅要忍受烈日的暴晒，而且稻叶频繁摩擦手腕，令皮肤火辣辣地疼，比腰酸背疼还要难受。至于被镰刀划伤手脚的经历，想必参加过“双抢”的人都有过。

我家有七口人，爷爷年纪大了，不参加田间劳动，主要负责摊晒稻谷之类的轻松活儿。母亲要操持洗衣做饭等各种家务，参加田间劳动的时间比较少。所以，“双抢”工作主要是父亲带领孩子们完成。

收割完一块田，再转移到另一块田，经过较为漫长的割稻、脱粒、运稻、锁草、移草等一系列工序之后，一望无际的黄色田野在父老乡亲勤劳的双手之下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整整齐齐的稻茬，衬托着田野的空旷。

抢收任务结束，紧接着就是灌溉、翻耕，在收割完的田里进行年度第二次耕种。这一过程与插早稻田差不多（详见漳湖旧事∣插田），不同的主要是天气。插晚稻田正是三伏天，田里的水在烈日的炙烤下，很烫脚。多年以后，我在琢磨“汗珠摔八瓣”的意思时，就曾经联想到在那发烫的水田插秧的情景——上晒下蒸，导致人的汗水不断滚落水田，激起水花瓣瓣。

所以，为了提高工作效率，插田和收割一样，都要起早趁凉。天刚蒙蒙亮，就赶到秧田去拔秧，为白天插秧做好准备。

印象最深的一次“双抢”，是父亲带着我和妹妹完成的。那一年夏天，勤劳能干的二哥不知何故，不辞而别去了外地，仿佛是离家出走，迟迟未归；暑假来临时，刚做代课教师不久的大哥和几个朋友相约“闯荡江湖”去了。父亲母亲的愤怒和焦虑可想而知，但苦于无从寻找，也只能徒叹奈何。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初中生，暑假时，我天天盼着大哥二哥回家，想念他们是原因之一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“双抢”将至，一想到如此巨大的抢收抢种工程没有大哥二哥的参加，我头皮就发麻。但是最终，大哥二哥在外地舒舒服服地躲过了这年的“双抢”，我和妹妹则成了劳动骨干，累得差点吐血，一直“挣扎”到临近立秋。

扛稻包、拉板车、将粪肥运到三里地之外、天气突变时抢收晒谷场上的稻子……这些我亲身干过的重活累活，即便是过了三十余年，依然让我感到疲惫。如果要说“双抢”记忆中最大的享受是什么，我的答案是，收工后跳到河里洗个澡，洗去一身的汗臭和疲乏。

艰苦奋战一个月，“双抢”总算结束。每每站在前河堤上，望着那一转眼就换了绿装的田野，内心免不了要钦佩父老乡亲的伟大，但更大的感受却是，做农民实在太苦了，无论如何我都要努力走出这片田野……

时过境迁，沧海桑田。我的父老乡亲，如今双季稻已退出家乡的历史，你们守望的田园早已失去昔日的喧哗。沟渠中的水越流越细，条条阡陌越来越瘦，狗尾草与蒲公英却是一年比一年茂盛。板车辙与牛蹄印里长出了细密的杂草，在夏风中婆娑、幽咽，仿佛在诉说着那些年我们抢收抢种的往事。

罩子灯

又是一年清明节。傍晚，我独坐书房，追思遥祭。今年是父亲去世的二十周年，二十年虽然很久远，但是父亲的面容在我脑海中依然清晰，在时光遂道的深处，总有一些明亮的东西伴随着他，比如刀锋、玻璃杯、罩子灯，这些东西曾经照亮我的前行之路，后来就一直照耀着记忆中的父亲。

屋里的光线越来越暗。如果此刻我需要一盏灯，我希望是一盏罩子灯；如果此刻我要回忆，我想回忆一下父亲的罩子灯。

父亲是一名农民兼木匠，与各种刀具和铁器打了一辈子交道。别看他干的是粗活与脏活，对待家庭生活却颇为讲究，比如，他每天早上会把家里的茶杯洗得锃明瓦亮，傍晚收工时会把农具或木工工具擦拭得一尘不染。我印象更为深刻的是，家里的罩子灯在他的悉心呵护下，总是散发出夺目的白光。

罩子灯是油灯的升级版，在没有通电的年月里，油灯是乡村唯一的照明工具。小时候，我见过的油灯有菜油灯、柴油灯和煤油灯。菜油灯是最原始的灯具——在一个小碟子里盛放少量菜油，再在油里放一条灯芯草，便可点燃用于照明。其缺点是亮度太小，所谓“一灯如豆”便是对此灯光的生动写照。与菜油灯相比，柴油灯在亮度上大有进步，但是烟太大，没有推广价值。而煤油灯在燃烧时所产生的烟较小，可以用玻璃罩罩住火苗，使之产生聚光作用和防风作用，并且玻璃罩不容易被熏黑，因此亮度更高，应用更广泛。这样的煤油灯也叫罩子灯。

那时候我总觉得，父亲对待罩子灯比对待儿女们还要细心。天一擦黑，无论收工后多么累，父亲照例会将罩子灯拿到门口，借着天光清洁一番。先是将大肚子玻璃灯座擦一遍，再用旋钮扭出灯芯，拿剪刀将燃烧过后的黑色灯花剪掉，接下来就是擦拭灯罩。这是最重要且耗时最长的步骤。父亲用嘴对着灯罩的圆口，朝里面哈一口气，接着就将干净的抹布伸进去，小心翼翼地转动。玻璃罩在抹布的摩擦下，发出“布谷布谷”的声音，十分好听。擦完之后，他还要眯着眼仔细检查一番，确认玻璃罩纤尘不染、透明度达到极致，才肯罢手。

擦灯罩这活儿，孩子们其实也可以干，但是父亲对我们的“笨手笨脚”不放心，特别是有一次我因用力过猛将灯罩擦破裂了之后。灯罩破裂容易伤手，父亲因此也不敢冒险给我们练手。擦灯罩确实是技术活儿，那玻璃很薄，罩口又小，擦拭的时候要掌握好力度，还要有很好的耐心。父亲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，所以擦灯罩总是亲力亲为，并且不厌其烦。起初是每天擦一盏灯的灯罩——因为经济条件差，只有堂屋的灯盏配有玻璃罩。后来随着四个孩子陆续入学、升学，无罩的煤油灯难以满足夜晚写作业的需求，父亲先后添置了两个灯罩。这样一来，擦灯罩就成了一件不小的任务。

由于父亲擦得勤，我家的灯罩很少出现被熏黑的情形，只有当父亲离家多日，罩子灯才会暗淡下来。比如，去江南驮树，或者去外乡挑坝，父亲必须在当地住宿，家里的罩子灯就失去了呵护。母亲对灯光的亮度没那么讲究，并且也因为忙，所以不怎么打理灯罩。父亲一回来，罩子灯就有了鲜明变化。划亮一根火柴，点燃灯芯，罩上玻璃罩，微弱的灯火顿时大放光明，令四壁生辉。

记忆中的夜晚，我家的屋子总是比别人家明亮，从村外走夜路回家，我们的脚步习惯于朝那最亮的光点前行。

罩子灯的光明温暖了全家人的生活，照耀着孩子们一天天长大。如今想来，父亲对罩子灯的悉心呵护，何尝不是对家人的一种体贴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