土永菊事
我生于菊月，所以对菊有一种天然的偏爱，我称之为朴素的浪漫。我单位的院子里，便有那样一片菊。每当秋风起时，菊花开得肆意而盎然。那是许多年前，一位早已退休的老职工种下的——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侍弄花草的情景。
我有一位中学同学，名字里带一个“菊”字。我们同年同月同日生，老师把我们安排坐一起，成了同桌。两个女孩，就这样走进了彼此的青春，直至工作、成家，在不同的城市生活。每年菊花盛开的时候，我们会准时收到对方的生日问候。
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，别号五柳先生，写下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为菊定下了高洁的基调。宋代周敦颐在《爱莲说》里提到“菊，花之隐逸者也。”《红楼梦》里描写王熙凤的美貌，“俏丽若三春之桃，清素若九秋之菊”，是说凤姐既有妩媚鲜艳的形象，也有清高闲雅的气质。而贾探春在汝窑花瓶里斜插几枝菊花，暗喻其精神格局。菊花被文人墨客、才子佳人供在案头，清冷而骄傲。
此刻，我心中所念的，却是土永村的菊。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土永村。当车子拐进“土永丰收广场”时，第一眼便被一片浩瀚的金黄吸引，仿佛菊花的海洋，它们热热闹闹、挤挤挨挨地开着，把生命铺展在脚下的土地与初冬的暖风里。同行者告诉我，“菊花是个好东西。晒干了，泡水喝，清热，败火。”一种混合着泥土与花朵的芬芳在菊田里弥漫开来。
菊，不再是书斋里的清供，而是走进了人们的生活，成为了百姓的生存之本。它的价值，不仅仅是“闻其香，观其色”，而更在于“尝其味，知其用”。它被投入滚水，在杯中舒展、沉浮，将日月精华、冰霜雨露，毫无保留地倾泻出来，染黄一杯清水，滋润我们的喉咙，抚慰我们的身心。
林黛玉写菊花诗，我最爱《菊问》中这句“孤标傲世偕谁隐，一样花开为底迟。”而土永村的菊，不再执著于“偕谁隐”的孤傲，也不再困于“为底迟”的自怜。它们从陶潜的诗中走出来，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与人间情味。
我拈起一朵烘干的土永金丝黄菊，放进透明玻璃杯。沸水注入，那朵原本蜷缩的菊，仿佛被唤醒，在水中缓缓舒展、旋转，花瓣重新变得饱满莹润，竟似在杯中再开了一次。喝一口，齿颊留香，温润甘甜。
黄家堰遗址
我们走在通往遗址的山路上。简易的砂石路面让脚底有些打滑。每走一步，便发出“嗞嗞”的声响。虽说小雪节气已过，但阳光温暖得让人微微出汗。“十月还有个小阳春”，说的正是这个时候。山坡上，一棵枫树燃烧着最后的红叶，像远古祭祀残留的火种。
我们驻足，望向那片无边的田野。天空瓦蓝瓦蓝的，河水安静地流淌，两岸杂树丛生。接近正午的阳光泼洒在水面上，泛起刺眼的光芒。遗址已复原，我们没能见到想象中的探方，当年挖掘的痕迹也早已被庄稼覆盖。
时间可以抹平一切。若非文物保护界桩的提醒，闯入者很难将眼前这片庄稼地，与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联系起来。冬季的田野，黄中还透着一些绿意。在田野下方，五千年的光阴正静静沉睡，在黑暗中等待。
看不见武昌湖，却能从风里辨认它——只有大片水域才能带来的潮湿而开阔的气息。恍惚间，泥土的腥气仿佛变了，像是骤然回到五千年前。我好像看见，先民沿湖而居。圆柱形草屋散落在武昌湖周围，屋顶刚翻新过，青草的香气在飘荡。他们在湖中捕鱼，在水边种植稻禾，用陶罐储存采来的莲子。湖水冲积成的土地格外肥沃，长出的谷粒饱满，人们咀嚼着，清甜的浆汁喂养着他们饥馑的肠胃。
时光如武昌湖的水，无声流淌。历经五千多年，这片土地从湖岸化为农田，又从农田聚为村落。一代代人在这里耕作、生活。后来，此处修筑了黄家堰，村落便以此得名；而那沉睡数千年的先民故地，也因此被命名为“黄家堰遗址”。
或许，武昌湖的芦苇曾将根须悄悄伸向先民生活过的地方。所以它们头顶如雪的芦花，就像先民以鸟羽为饰。而这片土地始终沉睡，直到二十世纪末的某个秋日，才重见天光。
1997年10月到12月，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首次发掘，共发现墓葬56座、灰坑36个，出土文物近400件，其中有以鹅卵石堆成飞鸟纹的朱砂陶器，也有大量精美玉器——似乎在告诉我们，这里曾是一个具备相当工艺水准的新石器时代聚落。
“从来处来，往去处去。”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，对根源的追寻从未停止。而一切终将以某种方式完成循环，回到开始的地方，重新出发。
一群乌鸦忽然集体腾空，盘旋不去。风呼啦啦地吹着，与鸦鸣交织在一起，仿佛吟唱某种古老的祷词。
返程的车缓缓启动，黄家堰在视野中渐渐远去。但我知道，那里有一缕沉寂了五千年的月光，将继续照亮所有逐水而居的人们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