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幼学和慈湖书院
王幼学，1275年生于望江慈湖畈，字行卿，别号慈湖，世人称慈湖先生。
王幼学生不逢时，南宋王朝灭亡后，年幼的他被元兵俘至河南洛阳，所幸被一陈姓人家收为义子。王幼学聪敏好学，博览陈家藏书，最终学业大进。
元朝大德三年（1299年），王幼学得到一本南宋朱熹所撰《通鉴纲目》，于是耗费二十年时间七易其稿，将此巨著全部加以引喻释义，并于仁宗延佑五年（1318年）编纂成五十九卷的《通鉴纲目集览》，泰定元年(1324)，刊行于世。被历朝文史学家所称道，今海内外一些重要图书馆均有不同版本所藏，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。此书重在对史料的钩校疏义，许多观点被后世学人所重视并广泛引用，如雕版印刷术起源于东汉说乃慈湖先生首次提出，至今在我国印刷史中仍占有一席之地。
由于慈湖先生在中国文化历史中的突出贡献，历朝历代均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推崇。他一生潜心钻研理学和史学，被尊为元代八大名儒之一。当时有朝中大臣屡次举荐其为官，但都被其拒绝。
元至元二年，年届花甲的王幼学回到望江，“躬耕慈湖之畔，与同志讲道不辍。”于值雪山（今太阳山）旁建慈湖书院，王幼学任书院核心主讲，程朱之学自然为核心内容。慈湖书院也因此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影响的书院之一。书院故址虽早年被毁，但却留下了历史辉煌灿烂的一页。
一生清贫，勤奋治学，王幼学于元1368年逝世，享年93岁，葬于太慈镇桃岭雄鱼山，坟前立有元代墓碑，上面镌刻“元理学家王幼学先生之墓”。后人在明代修缮墓地时立有“大儒王公慈湖先生之墓”。清代时望江学者将王幼学像奉入圣庙，列为先贤配享祀位。
现如今，太慈镇深入挖掘慈湖文化，在慈湖畈旁的老林山顶上重建了“慈湖书院”，宣讲慈湖文化内涵，打造承载历史、传承教育文化的交流基地，让文化扎根、领路有人。
望江第一县令：麹信陵
我闻望江县，麹令抚茕嫠。
在官有仁政，名不闻京师。
身殁欲归葬，百姓遮路岐。
这是唐代诗人白居易《秦中吟》十首中的《立碑》，称赞麹信陵办事公正，被民拥戴的美德。
麹信陵，吴县人（今江苏苏州）人，唐代贞元初年进士，贞元六年（790年）任舒州望江县令。他在望江任官期间，“有仁政，爱民如子，尤恤茕独”的亮节高品、功绩德行。《全唐诗》所附小传，将其一生功绩，用“有惠政”概括。清乾隆《望江县志》有载：
“岁旱，信陵斋戒为文，以铁版丹书，祷于神曰：必也私欲之求，行于邑里......”
意思是：望江县发生大旱，麹信陵十分焦急，他虔诚的斋戒后，写了一篇《祈雨文》，命人将此文刻于铁版上，向上天、大神祷告求雨。之后，麹信陵又写了篇《投石祝江文》，说：如果有什么做得不好的，都是我县令的责任，请神明惩罚我，可千万不要迁罪于望江县的地方百姓。不久后，果然天降大雨，缓解了望江当地的旱情。
虽然是自然现象，但在天人相通的传统理念下，百姓认为这正是麹信陵行为的结果。
千年遗存的文献和久传的口碑资料告诉我们，麹信陵“惠政”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还有弘扬优秀道德，营建贤孝之风。明嘉靖《安庆府志》有载，文曰：“仲源，生而仁孝，贞元中，母疾大渐不食，刲股为羹，以进母食，而疾愈。邑宰麹信陵以事闻，德宗叹赏。”详细记载了麹信陵举荐徐仲源孝贤之事，并得到唐德宗称赞。
官爱民，民拥官。望江百姓也深深爱戴这位父母官，麹公任满调迁时，出现了“民遮道，留不得去，得再任”的动人场面。麹信陵不幸殉职于县令任上后，其灵柩被送归故乡时，望江百姓自发守候在发丧的路上，不忍让麹公离去，最后将麹信陵灵柩留葬于望江江边。
麹公去世后，虽然当时朝廷没有予以表彰，就如白居易《立碑》中所言。但他的惠民德绩如同一块永不凋失光彩的丰碑，永远立于百姓心中。
望江县北隅建有“麹大夫祠”，明代万历《望江县志》记载：“麹信陵为县令，有惠政，民立祠也”。祠被毁后，正统四年（1509年），知县王原即旧基建祠，立碑于侧。 2009年，望江县在原址复建了麹信陵墓和雕像，供今人追思先贤，弘扬地方文化，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。
沈镐与他的《六圃地学》
沈镐（1649-----1726）字六圃，又名师昌，号新周，望江沈冲人。清康熙年间进士。幼年家境贫寒，勤奋好学，乡人誉其读书有过目不忘之资质。少年丧父，伴随其仁慈善良的婶娘，背井离乡，四处漂泊，传说路过江西景德镇瓷都时，被瓷器店老板发现与赏识，请其为之画“碗花”（即瓷器上画上花草虫鱼的图案），不负少年才子之名的沈镐，当仁不让，当即以精湛的画技，艺惊四座，一时传为佳话。
20岁时为图进取远走鄱阳等地，因世态炎凉，征途坎坷，便郁郁而归，自叹“他途不足恃，惟宜读书。”于是在乡里边教蒙童，边发奋攻书，闭门耕经耘史，凡经学，史学，地学，音韵学等俱潜心研究。他的人生哲学是“吾无能胜人，但遇事不肯放过，锐意进取。”康熙四十八年（1709）已花甲的他，一举考中进士，但不愿做官，在家耕读。康熙五十四年（1715）应知县马骏之聘，编修《望江县志》。康熙六十一年（1726）选授四川屏山县令。沈镐的著述甚丰，除《雷水论》，《雷沙论》等文章，对祖国山川形势作了详尽而精辟的阐述外，还有《四民便用字韵》，《蜀游记》，《四书文稿》，《诗经文稿》以及《六圃地学》等，其中《六圃地学》一书，在当时影响较大。该书内容，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性，尽管书里面还带有一些风水和迷信色彩的缺陷，但从辩证观点来看，还是有很多可以借鉴之处，《六圃地学》仍不失为是一本研究我国山川地理形势的好书，它将对旅游业开发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的开展，都应具有一定参考价值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