故乡与他乡

故乡安徽望江地处皖西南边陲，全县沿着长江下游的北岸，东南边与池州东至、九江彭泽隔江而望，西南侧跨过宿松就到了湖北黄梅。春秋时前属吴，后属越，战国时入楚，千百年来一直是地理交接、文化交汇处。

按县志记载，县城东南的宝塔河一带曾是长江故道，登城中钵盂山，可一览江流之胜，在隋时得名望江。

汪姓是安徽的大姓，在外遇到本家，交流下来十之八九和安徽都有些渊源。二零年新的汪氏宗祠落成，看资料也是溯到越国公汪华这一支，与之前相传的祖上从婺源、徽州一带搬来，约莫是对得上的。

老家所在的村子叫“汪家祠堂”（顾名思义，有汪氏一族的宗祠坐落于此），是个自然村的概念，也称为“屋场”，类比北方的“庄”和“屯”。县内各处的村名，“XX（姓氏）家XX（形容词）屋”的叫法最为常见，比如“徐家老屋”，代表着徐姓一家一直待在这个村子。所谓的用以区分和标记的形容词，基本都在“老”、“新”、“大”、“小”、“前”、“后”、“上”、“下”等少数几个词里面打转。还有些叫“冲、畈、圩、滩、洲、坝”的村子，处处透着先人与水打交道的历史。

前些年修谱，把拿到的家谱一代代往上翻，达官显贵或文人墨客自是没有，连地主好像都挨不上，祖祖辈辈世代务农的传承非常稳定。

从长辈口中还能留下只言片语印象的，最早也就到曾祖父这里了（望江话里曾祖父、曾祖母唤做“公公”、“婆婆”，与儿媳喊的“公婆”同字同音），因为家贫无房可住，从隔壁村汪家前屋（没错，再隔壁还有个汪家后屋）搬到了后来所在的汪家祠堂，那时候的祠堂还是能给清贫的族人提供片瓦之地。就这样，曾祖父一家从祠堂里逐渐住到了祠堂外（就着祠堂一面外墙搭起的房子），而后在这里生根散叶。

村里的原祠堂所在，据说老祠堂延续了五百多年，五六十年代改建为供销社门市部。因为上面提到的缘故，我们家宅基地紧挨着老祠堂，小时候供销社还是人来人往非常热闹，供销社里的小孩也是大家羡慕的对象，有吃不完的零食。

老房子已经歪歪倒倒，后面会推平改建村民活动广场，方寸之地也算是见证了这里几百年的变迁。

粮站，和供销社一样，都是原来很红火、现在最为荒芜的地方

父亲母亲都是家里靠后的孩子，生他们时，祖父母、外祖父母都已年纪不小。我的祖父是民国14年生人，1985年去世，满打满活到了60岁。长年累月的重体力劳动，加上长期吸食黄烟叶，在过世前两年，就已经是整夜整夜地咳嗽。没能见上一面，于他于我都算是遗憾。

几位老人里，印象深一些的也就是外婆了（望江话里喊外公外婆“家（读ga）公”、“家婆”，反倒是女婿对岳父岳母的称呼为“外父”、“外母”，一个“家”、一个“外”，想想也很有趣），外婆在我初中时去世，七十八岁在当时的农村已经算是高寿。记忆里外婆是个勤快、利索、一点都不糊涂的老太太，头上戴着蓝头巾一尘不染，屋里屋外收拾的干干净净。还有记忆很小时候跟妈妈去外婆家，有时家里没人，问邻居说是捡稻子去了。几个七十多的老太太，烈日下，踩着小脚，弯着腰，在收割完的稻田里，一粒粒捡散落的稻子，现在想来是一幅无比辛酸甚至有些难以想象的画面。

不知道其他地方怎么样，我们这里的老人普遍将不给后辈添负担当做行事准则。小时候去到有些人家，会看到楼板上或者侧厅里放着棺材（直接称呼不雅，一般说“寿枋”），一放很可能就是好些年，小朋友看到都还是有些害怕。而这基本都是老人家早早给自己准备的，将身前身后事安排妥当被他们视作宗教般的信仰。

农村里那一代的老人，几乎是没有享过一天的福。

方言

讲到方言，望江话属怀岳片赣语（赣语九个方言片之一），主要就是分布在安庆、池州还有江西的部分区域，与皖北、合肥等地的方言差别挺大。记得有次在上海的餐馆吃饭，听邻桌讲话以为是望江过来的，一问原来是对面九江彭泽，语音语调几乎是一模一样。

方言的快速衰退是全国性现象了，连具备人口优势、经济优势的粤语、上海话这些大的方言语种都逃不脱，更别说区域性的小方言。回乡发现小朋友们不会讲方言，都是普通话，确实挺可惜，但趋势就是如此。

想来各种语言形成，本身也就是人群不断迁徙、交流、融合的产物，历史上从来都是一直在变，只是因为这些年城市化和信息化的进程是如此之快，快得让人有些不适应。

饮食

除了乡音，最能唤起故乡记忆的大概就是家乡味道了。望江人口味普遍重，重盐重辣重油，吃法上虽不够健康，但味道十足。食材上，水产品的种类也多，各类江鲜、湖鲜、河鲜，还有长在水边的菱角、水芹等，都鲜美异常，尤其“土虾子”，甚至成了望江的招牌。

“土虾子”，学名刺苦草，长在池塘、湖泊，冬季河床干涸时寻根茎挖食，形状像虾，是望江特有的美食之一，只能野外生长，产量很少。

另外望江人对于吃热菜有着异乎寻常的执着，哪怕大夏天，也是好几个酒精炉同时招呼，吃的汗流浃背，也异常过瘾。习惯了之后，望江人到北方吃凉菜下酒，酒量普遍是要打个折扣的。

这些年县城各式餐馆也都开了很多，火锅、西式等菜式普遍维持不了多久，生意旺的还是本地口味的一些老馆子，好多开了二三十年的饭馆成了大家描述方位的地标。三五个老同学小聚，杂鱼锅、小青蛙、炒豆丝配上小酒，只剩下快活了。

书上讲，肠道菌群影响口味偏好，从小形成的饮食习惯培养了特定的肠道菌群环境。随着在外面待的时间久了，对各式口味的包容度也提升了，各种饮食也都吃得惯，但要是隔上一阵子，还是想来一顿家乡味道，或许又是肚子里那些菌群在作怪。

生活与消费

外出后曾和各地的同学详细对比过，关于以前我们这农村的生活条件，和城市、城郊的自然是没法比，不过在全国范围内的农村还算可以的，毕竟这里也是传统的鱼米之乡，生活水平的下限还算不错。

从地形上来看，我们夹在大别山脉和黄山山脉的中间，典型的丘陵地貌，除沿江部分圩区乡镇，整体的地形不太适合机械化耕作。

这次回乡，中秋时节，晚季稻差不多都收割了，本来也是棉花成熟的季节，但耗人力的作物已经很少有人种了。

这里多山，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祖坟山，记得几年前第一次去到河南还有皖北的农村，看到墓地都在田地里还挺吃惊，想着要是像以往、过几年就抓阄重新分配土地，祖宗岂不是要睡到别家地里去。

现在农村的公路确实修的很好，每村每户全部连起来，可以一直不沾泥走着，连这种上山的路都修成了双车道，试了下某东自营甚至能实现次日达。

目前村子里还是会有不少老人种地，但看得出来，很多田地也就是稀稀拉拉象征性种些易于打理的作物，或者挑一些交通方便的田地种上。要知道，这里人均耕地面积很小，以前村里按人头分地，平均每口人摊下来才三四分地，一家总共也就两三亩，还是水田、旱地、菜地加起来，说人们像绣花一样地打理自家田地，一点都不为过。

多少年过去，土地的产出仍旧是持续的有限，抓不住产业，这里发展的上限始终被锁死。

从数字上看，目前的望江已经成了不折不扣的穷县，不光GDP总量在省内59个区县里排到了49位，人均GDP也排在40位，只有全省人均的6成（2022年安徽省人均GDP 7.36万元）。

作为最后一批摘帽的贫困县，望江的消费又着实不低，吃、住、玩都“不便宜”，也是经常给到外地人的第一印象。而能够支撑如此消费水平的唯一解释，也就在于外出人口了，大量的外出务工人群带回来了源源不断的消费力，所谓的“外面挣钱望江花”。

不便宜也体现在房价上，县城地段好的新房价格一度过万，一般的也普遍在七八千上下，与收入水平极不相称。除了普涨因素，以及前几年棚改安置的带动外，“学区房”成了另一支撑。县城中小学的入学挂钩学区，在外务工的家长们，稍有条件都会买套房将小孩送到县里读书，毕竟这里也算有着重视教育的传统。

教育

在外提起安庆，很多人脱口而出就是：“你们那的人，好像很会读书”。仔细琢磨这句话，对也不对。安庆本身也大，尤其算上曾经归属安庆大区的铜陵和部分池州地区，但也不是每个县区都似桐城那么“文风”在外，没法一概而论。要我粗线条地来分析的话，这里从古以来不算闭塞之地，却一直也没经商的传统，更是没有什么能够得天独厚吃老本的自然资源，要找出路，还是钻到书本、考学里的多一些。

说到对教育的重视程度，早些年可能大部分家庭都能达到这样一种状态：多鼓励谈不上，但只要你想读，还是会供着读下去的，尤其是家里的男孩。即便在农村，完全因为贫困原因辍学的不多。当然不能以现在的条件和眼光去看，在以前已经是不容易，我们家这几代也算是笃信知识改变命运，并因此受益。

我的曾祖父在没有片瓦遮身的情况下能够让祖父读几年私塾，想来也有些不可思议。于是能读、会写、还能把算盘打的很溜的祖父已经算得上那个年代村里的文化人，尽管这并没有让他自身的生活得到多大改善，但他把只有读书才有出路的观念往下传承了下来。

六七十年代的农村，普遍穷，影响家里光景的，无非是适龄劳动力的多寡、以及是否有负累，父亲兄弟姊妹长到成年的有四个，大伯自小身体不好，加上还有曾祖母要赡养，这种境况下我父亲和二伯都坚持读完了高中。二伯在村里当了两年民办教师后参军，父亲复读两年没能考上大学，无奈作罢，后面通过招干的机会考到乡里、再到县里，算是都跳出了农门。

而村里正儿八经有第一个大学生已经是九十年代中的事情了，依稀记得当时在村里稻场上放电影，很是闹热（望江话习惯把“热闹”倒过来读成“闹热”，后来发现四川话也是这个叫法）。

到我这辈，当然是可以心无旁骛地读书，但学习条件多好怕是也谈不上。我在村里的小学读了两年半，印象很深的是学校设三个年级，但只有两个老师，两间教室。一年级一间、二年级和三年级共用一间教室，老师给二年级上课，三年级自习，三年级上课，二年级自习，会不会相互混着听讲已经不记得了。因为总是有很多莫名其妙各种原因继续在一年级留级的学生，所以这两间教室的人数每年倒都能保持动态平衡。课程方面，语文课和数学课交替进行，当然劳动课可能也是有的，当校长家地里棉花白了的时候。

玩笑归玩笑，但那种环境下的教学竟然是有着一种朴素的认真在里面。都是乡里乡亲，老师也不太会对哪家孩子完全不管，那些年每位家长把小孩送到学校，给老师的嘱咐里必定会有这么一句：“老师，一定帮我好好管，不听话就当自己家伢一样打”。原来越打越是自己家小孩，于是老师们打的那是一个肆无忌惮，学生们喊的那叫一个鬼哭狼嚎…

村里的启蒙小学，早已废弃找不见踪迹，这些年农村小学的撤并越来越普遍，看县教育局网站，目前全县只有村小62所，已经比以前少掉许多。稍微有些条件的，都把小孩转到了县城读书，带火了县城“学区房”概念。

小学三年级从村里转到乡里，初中三年级又从乡里转到县里，印象中都是从班上20名左右起步，好在那会的教学也都不超出课本范围，不同层级的教学质量有差，但没有“代差”，基本半个学期左右差不多又追到了前面。

还有就是我们那里以前普遍读书都比较早，像我当时在乡下因为没有幼儿园，小学也没有什么入学年龄限制，早早就送到学校了。且到了大学才发现，原来只有我们那里小学是读五年。再之后碰到读书毕业早的，不用问基本知道要么安徽要么江西的。

小学三年级到初三，住在乡政府的家属院，说是家属院，也就是办公楼后面的一排平房。回想起来，这几年算得上是最为放肆与轻快的一段时光，院子里有好几个年龄相仿的玩伴，五六个10来岁且放养的男孩在一起，翻墙爬树、抓鱼摸虾都只是日常，还有太多做过的坏事都不忍记录下来……

再回到小时候成长和玩耍的地方，第一感觉是“小”，记忆里明明很长的路、很陡的坡、很宽的池塘，怎么都这么小。还有伴随着蝉鸣和烈日，像一个世纪般漫长的夏天。

时间再拉回到80年代初，那时候连外出打工的概念都还没有，能想象到我父亲因高考落榜而重新站回庄稼地里时的那份绝望。但恐怕也更想不到的是，后面迎接他们的，竟是历史上颇为昂扬向上的四十年。

而这一届年轻人所要面对的又是决然不同的“困境”，哪怕高中母校的本科达线率已经无限靠近100%、重点大学录取率超90%，他们面前的出路反倒还越来越窄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困惑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迷茫，一代人有一代人要吃的苦，说的还真是没错。

5%的机会与100%的需求，是教育所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，大多数人都还是要继续艰难地找寻出路。

出路——一个县城的人口样本

望江是典型的人口流出大县，按照七普的数据，望江县2020年的全县常住人口46.24万人（相比2010年六普减少6.4万人），而同期户籍人口约65万人。非官方统计，近19万的外出人口里，在上海务工的有6万多人，占到三分之一，其余主要也是在长三角发达地市。这两年经济下行，尤其是建筑相关行业不景气，加上大学毕业生就业难，直观感觉是回乡的人更多了。

在劳动人口中，根据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结果，全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78160人，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68854人。法人单位从业人员里，简单扒一扒细分：学校教职工4696人、医护3800余人、机关单位和社会组织5800余人、电力/热力/燃气/金融等垄断行业超过2000人，粗略加总一下，所谓端“铁饭碗”的占到2万以上，剩下的市场化行业就业人员集中在制造业、批发零售、房地产行业。

简而言之，26万适龄劳动人口中，大概1万多是吃财政饭的“单位人员”，近7万个体商户以夫妻店谋生，6万人在纺织、建筑等各类厂里打工，剩下的差不多就是务农和无业状态。

事实上，小地方的就业及生存状态是极其二元的，过得相对岁月静好、“广场舞+麻将”的一般还是单位家庭或者单位退休的，而在农村像我的姑父、舅舅们，六十多岁还在外面做工，大概就是要到干不动的年岁才会停下来。

对于中西部的县域经济，个人一直是不太看好的。全球化分工下，沿海区域的整体地理优势还是会长期存在。内地的小城市即便是利用比较优势抓住了一两个产业，但对就业的吸纳还是有限，大量的就业尤其是中高端就业还是要依托于服务业去消化，而大规模、多样化的服务业必然围绕中心城市、城市群。

以望江为例，这几年童装产业发展得不错，每天有30万件的快递发往全国各地，其中95%以上是童装。申洲针织已经是全省服装行业最大的生产企业，工人超过1万人。但即便是一个如此劳动密集型的产业，能带动的上下游就业也不过几万人。而且要知道的是，95后的年轻人，可是宁愿在家里花几年时间备考公务员，也是不愿意进厂的。

我们一直追求区域经济的平衡，但不管是大国还是小国，都无法做到绝对平衡，大国尤其更不可能，横向对比来看，是不是过于强调总量的平衡，而忽视了人均的平衡。

让人帮忙做了两张图，对比起来还是挺明显的，中美各省（州）由于体量、发展程度的差异，GDP总量都是有不小差距，美国各州的差异尤其明显。

但体现在人均方面则大有不同，除开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（不可比，类似北京一环内单独计算）外，其他各州人均GDP的方差不大，最富的州相比最穷的州也不超过1.5倍，但北京上海相比贵州甘肃有接近4倍了。

可以想象，城市化和人口流动才能够使得加州的码农、德州的农场主、夏威夷的岛民、甚至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有着相近的人均产出。

近些年，抢人、招商一直是地方的头等大事，能招来固然好，但如果换一种思路，将人更好地“送出去”呢？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基础教育、职业技能教育、医疗保障上，让本地人更好地融入到城市化进程呢？

事实上不乏关于欠发达地区、人口流出地区做减量规划，将有限的财力和转移支付资金从投资于工业园、新城、不必要的基建等这些不动产转向投资于人的呼吁，很多政策建议也非常中肯。

当然，在经济总量作为地方官员首要KPI、几年一届任期的考核节奏下，想要短时间扭转不太现实，但好在经济社会发展有其普遍规律和固有趋势，未来大概率还是会朝着这个方向，望江在外的19万务工人员，如果他们的子女、家属能够持续不断地融入到城市里面，同时还会有一两代人持续往上海、往合肥、往长三角珠三角和大城市群走去，留下来的人、回来的人享受到更多的人均投入，生活水平上反而向大城市去拉近。

这也意味着，还是会有更多人的故乡，不断变成他乡。

这两年爸妈回老家重新盖了房子，花费其实也不小。从投资的角度，当然是一笔毫无价值的投资，唯一剩的怕是只有情感价值了，不留下一点东西，好像和这个祖祖辈辈生长的地方就完全断了连接，没了瓜葛。但这种连接总是有期限的，再到我们的下一代，曾祖辈在这个村子里流离颠沛、艰难安家的过往会变得像故事传说一样遥远，对这片土地，他们不会、也不应该还留有这样的情感羁绊。

记不清多少年没在老家过夜了，十一住的这几天，伴着蛙声入睡、听着鸟鸣晨起，每天提着鱼竿走几步就到水塘，比我爸更为适应和享受退休生活。

上大学之前，几乎没有离开过望江，而外出后，回家则越来越少。到今年，在家和在外的年头正好是一半一半，再往后的每一年，怕是故乡都会越来越远。

谨以此文，纪念终将远去的故乡。